徐光启微微一笑,反问道:“开海贸易,必要有贸易之物,有贸易之人。寻常百姓耕种糊口尚难,有多少闲暇农余,去制作那些虚糜玩物?远洋海船并非易办,小康之家也不易筹措,富商大贾贸易得利,则买田出佃,收租自乐,有几个肯拿钱出来购置海船,冒那海上风险?眼下说开海容易,倘若开海之后,并无几人闻风响应,海上来去船只几无中国之商人,全是倭国之海寇,那又如何是好?虽说万历一战之后倭人元气大伤,可是沿海骚扰从没中断,难道你要令寻常商船去与倭船抗衡么?”
桓震默然,徐光启提的这些问题,非但确有道理,并且一个个都是自己不能拍胸脯保证的。他不知道开海之后能有多少人响应,也不知道是否真能从中得到巨大利益,他只知道中国再这么封闭下去,总有一天要给世界丢在后面。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,不是自己能决定的,甚至于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那一天;哪怕赔钱也好,怎样也好,他只是想给中国创造一个机会,一个走出大陆,走向海洋的机会。在以往的历史当中,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机会,只是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悄悄地溜走了。
他不知道对徐光启讲这些他能不能听得明白,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,至少在眼下,徐光启是自己实现开海的唯一希望,所以不论用甚么手段也好,一定得说服他。沉思片刻,答道:“下官曾经拜读过老大人的《甘薯疏》,除却番薯之外,尚有马铃薯、玉米等物,倘若南北引种,不知能不能以一人之田赡养两人甚或三人?”徐光启愣了一愣,拈须道:“若真能处处引种,约莫两人尚可。只是水土天候各地不同,未必处处皆可种甘薯。”桓震又道:“若是朝廷制造大船,以官员主持出海,准许小民携带货物,贩卖所得官府百中抽一,大户亦可以银两参股,借与官府作本,年底分取红利。大人以为是否有百姓乐从?”徐光启手指叩击桌面,沉思道:“百一之税甚低,或者可行。”桓震续道:“郑芝龙船上火炮,全是由我供给,既然他能来往大明与倭国之间而不惧海寇,我辽东的海船自然也可以。至于倭寇,倭人也非生来便是寇贼,我一面严饬海防,令彼毫无可乘之机,一面准许贸易,令彼可以正当往来取利,则倭寇自然化为倭商,不足为虑也。”
徐光启仍是摇头,道:“严饬海防?本朝海防废弛已久,整饬起来谈何容易。以昔日戚家军之力,也只不过是倭攻何处,我防何处,犹如水龙一般,只往火头处奔走罢了。何况整顿耗资必巨,以如今之朝廷,岂有财力这等大事?”绕来绕去,又绕到了钱的问题上。没钱甚么也做不成,然而靠一个农业国家的税收积累,眼下已经是快要连兵都养不起了,有甚么余地去搞这些不急之务?桓震一时间头大如斗,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,废然坐下,垂头不语。
沈廷扬一直听两人来往驳诘,只觉有许多事情是自己不曾想到,或者未曾深思的。不觉后悔起来,不该冒冒失失地上了个本,惹出这一番事来。
桓震眼见今日已经无望,便要带沈廷扬告辞。徐光启却叫住他,道:“百里,你须明白,老夫非为与你作对,只是国家大事不可异想天开,所谓牵一毫而动全身,不得不考虑周详。拗相公往事可追,你要晓得老夫的苦心才好啊。”桓震心中一热,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。拗相公便是王安石,他少怀壮志,有朝一日大权在手,立刻一意革新,丝毫听不进旁人劝谏,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拗相公。王安石最后终于搞得自己众叛亲离,革新之策也几乎全部废弃。
他明白徐光启是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辙,就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而言,自己这个现代人并不比他们高明出多少,唯一的优势就在于,他知道甚么是历史的趋势,甚么是不得不走的路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旁人全是傻瓜,就拿徐光启来说,他懂得的治政之道已经足够桓震学个十年八年,离了这样的人,桓震这个“聪明”的现代来客是甚么也做不成的。单凭一人之力改变整个天下,那不过是梦里才会有的好事。要改革就要懂得周旋,不论在哪朝哪代,总有一些身负治国之才,却又同改革者政见不同之人,譬如王安石面对的司马光,又譬如自己面对的徐光启。在司马光面前,王安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,那么自己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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