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,鉴于他认错态度良好,他打来的第四通电话,我接了。
他问:“还生气么?我道歉。”
我说:“不气了,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
沉默了一下,他说:“明天下了班,就回家吧,我在地铁站接你。”
我不答,说:“以后再吵架,你走,我不走。”
他说:“不会的,咱们以后不会再吵了。”
我说:“要是万一吵了呢?今天吵架之前,咱们也没预料到会吵架吧?”
他说:“要是再吵架,我也会让着你。”
我说:“你今天可没表现出谦让的美德。”
他说:“那好,如果再吵架,我走,你留守,行么?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,说:“这是你说的,说到要做到。”
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,吵架的重点不是谁能赢得口头上的胜利,而是看着对方在行动上的落荒而逃,即使我在口头上赢了,也不能弥补我跑回娘家的屈辱。
第二天,我是坐地铁上班去的,从娘家出发,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,中间还需要转换一次。
转换的时候,我遇到了张总。
他站在交叉口,左看右看,很明显是第一次换乘。
我走过去,叫住他,他回头,松了口气,说:“碰到你就好了,我正不知道从哪里走。”
我们一起走了左边的路,我不言,他不语,直到排在等候地铁的队伍里,他才问我是不是春节过的太累了。
我说:“过节好像就是为了当散财童子吧,一年的辛苦钱,花在七天里,还要支付体力当利息。”
他说:“是啊,花钱受累,不知道图什么。”
我见他也是一脸疲倦,问道:“您春节怎么过的?”
他说,和父母吃了一顿饭,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顿饭,剩下的时间都在忙工作。
我说,张总,您可真是运筹帷幄。
他说,他不是运筹帷幄,他只是有忧患意识。
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,在和谐社会,用得着忧患么?
他说,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,人都要有忧患意识,爬得越高,忧患的东西越多。他还说,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,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,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,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,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,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,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。
我说,这样活着太累了,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?
他说,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,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。
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,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,黎先生都在干什么?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,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,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。
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,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。
忧患,我们只忧患婚姻。
第一天上班,我以为会风平浪静,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,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,闲磕牙,闲聊天,抽空给客户打电话,互问春节是否愉快,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,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,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。
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“忧患论”,在我最无防备的这一天,发生了三件事,都不一般。
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,和我谈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。这有悖于她公事公办的一贯作风,令我猝不及防。
她说,邹之明给了她很大打击。
我能理解,邹之明一向擅长打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