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现象和做法,工作组的同志是没法理解的,这与苏联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两元结构完全不同。也就是说特区在工业领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元结构,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过渡是可以接受的,但是显然特区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要对这种结构作出调整,甚至积极鼓励移民从事服务行业私人企业的发展。
而且,更加重要的是特区党委对发动群众运动,提高生产积极性,扩充党的组织没有多少能动性。这方面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那种温情消极做法,一点没有共产党人为实现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那种奋斗激情。
会议结束后,工作组形成文件给中共中央做了汇报。
于此同时,马都军事培训基地。
四个纵队的人员被软禁在基地,让中央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王胜变得极度不安。他很清楚自己在特区干了什么。
事实上,从远在苏联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、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康生直接给他下达命令起,他就一直非常不安。
康生要求他对特区的党组织性质进行调查并直接向他汇报,而且还要求他在特区秘密组织发动党员,取代中央工作组的工作,在特区建立起听命于共产国际,听命于王明的党的组织。
显然这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做法,但是王胜是苏联中山大学毕业回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,王明对他们这帮人的威信远远超过中共中央,甚至连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都是听从王明的。事实上,接到命令后还请示过博古,也获得了博古的同意。
王胜清楚,即便是这样,也不符合组织程序。在特区代表中共中央的唯一组织是工作组,自己的任务即没有经过工作组的同意,也没有获得中共中央的授权,这样做的风险巨大。
最终王胜接受了康生的命令,开始接触进入特区的党的干部,并多次开会讨论在农村建立党组织的方案和意见。
连王胜都觉得奇怪,特区在这方面的迟钝令人难以想象,多次会议竟然无人过问和关注,而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,在农村发展党组织的难度竟然这么巨大,几乎大部分农民在新的环境中没有了从事政治斗争的积极性,人们都忙于耕种自己的土地,甚至连原来深受欢迎的农会都有意回避。这种新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外,甚至他都迷茫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党的工作。
一切的工作都是王胜假托中央分局社会部的名义召集的,等到王胜自己也不能解释特区农村的现象,才发生了王甄越过王胜直接向中央分局社会部发报的情况。
现在整个营地被封锁,人员不能随便移动,王胜明白事情败露了,他明白如果继续坐等,他肯定会成为最大黑锅的背负者,即使特区饶了他,中央也不会放过他。
不久,营区开始骚动起来。
有一种说法开始在营区传播,说是特区党委要对中共党员进行清洗。很多经历过肃反斗争的战士们,从内心深处非常恐惧清洗,被谣言一传,情绪开始激动起来,有些战士甚至开始聚集起来。
情况一触即发,整整四万多人,即使没有武器,只要煽动起来也是一支危险的力量。这些人一旦与特区发生冲突,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,甚至连特共中央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结果。
“同志们,你们想干什么?你知道你们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吗?亲者痛、仇者快啊!你们冷静的想想,如果特区要对付我们,还需要这么千辛万苦把我们转移过来吗?把我们这些人留在中央苏区,不费特区一枪一炮,我们这些人就要完蛋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