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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家梁看了李峰一眼,他没有说话,但是他心想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。

李峰笑道:“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进行过三次改革了,第一次“扩大企业的自主权”,即扩大企业在生产销售、利润留成和人事任命上的权力,如允许企业生产和销售超计划产品,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,任命企业下级干部。这一阶段的改革,在措施上类似于东欧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尝试,它们的结果也是类似的:在改革的初期,显现一些成效,到了后期却出现严重的弊病。改革初期,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,促进了企业产值和利润的增长,但是,很快就出现了更大的问题。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,企业发放的奖金、补贴等越来越多,而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和财务计划的情况却越来越差。”

“是的啊,当时我还在魏县当县长呢,当时有的企业的奖金都赶上一年的工资了,各种补贴五花八门。”韩家梁当时在魏县任县长,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。

李峰继续说道:“第二个阶段是利改税。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两个措施:一个是改革涉及国有企业的财务分配体制,实施“利改税”,即把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的体制变为向国有企业征税的体制。企业向国家上交税收以后的利润全部归自己所有,这使得企业仍然有动力增产增收,也遏制了企业乱发奖金的倾向;第二个措施是改变涉及国有企业的投资体制,实施“拨改贷”。财政不再无偿注资给国有企业,而是企业只能以贷款的形式向国有银行融资。”

韩家梁虽然知道这段历史,当时当时他在市农业局当一把手,他对这次的改革不是很清楚。

“第三阶段是承包制,企业承包一定份额的利税,承包额之外,企业自主支配。在开始的短时期内,承包制对于促进企业增产增收有很强的刺激作用,但是,经过一段时间,问题逐渐暴露出来:缺少计算承包基数的科学标准,导致企业“苦乐不均”、怨声载道;承包制大大刺激了短期行为,例如,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分成,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,不维修设备,不提折旧或者少提折旧,把折旧变成利润,使国有资产流失,给企业的设备造成损害。承包制下,发包者和承包者之间的产权界定非常模糊,承包者拥有企业资产的经营权,也拥有了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,使得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,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。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,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。”

这段时期就是当下云落企业面临的状况,韩家梁不由自主的点点头,心里暗暗的佩服李峰分析的很到位。如果换做是韩家梁自己的话,是绝对不可能分析的如此透彻的。

“不触动企业的产权制度,只改革企业的表面的利益分配关系,如同隔靴搔痒,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。

大中型企业弊端就是根据产品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。这个全民所有制企业,本质上是政府的企业,部门的企业。它导致了产权不清。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之间没有明确的界定。它企业内部缺乏动力与活力,外部资源不能有效地配置,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过多,而且国家对企业负无限责任。这个是造成我们大中型企业政企不分,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,甚至成为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我觉得,在我国推行股份制,通过股份制的办法来改造我们大中型企业,可能有三个好处:

第一,股份制改革使企业的动力机制、制约机制、风险机制可能都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。那么,在什么地方呢?我认为,股份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,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,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产物。无论华夏现在不搞,今后发展恐怕还会有股份制这种形式存在,我是这么看的。那么,从它的内部机制来说,股份制我认为不是两权分离,而是三权的分离和统一。 什么是三权的分离和统一呢?就是说,股份制是股权、法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统一。而且,它们各有载体,各负其责。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说,是一荣具荣,一损具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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