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人之中为首的是一个黄面黑须，年约四十的老差役，桓震这般大献殷勤，其他三人都是欣然受之，以为理所当然，他却微皱眉头，并不吃喝桓震送的饮食。桓震也知这些人押解囚犯，路上定然十分小心，笑嘻嘻地上前去，提起酒壶，先给自己满了一杯，一饮而尽，道：“相逢便是有缘，小人客中无聊，但愿多结识几个朋友而已，并无他意。”说着拈起筷子，在几盘菜中各挟一口吃了。那老差役见状，疑心顿消，接过桓震递来的酒杯喝了一口，道：“老弟莫怪，出门在外，不得不如此。”他见桓震衣服整齐，像个文人模样，对自己又是客客气气，因此也以礼相还。当下相互报了姓名，那老差役姓胡，名理。

吃喝一阵，桓震开言道：“不知几位官爷这是打哪里来，向哪里去？小的即日便要进京，常听人说这一带路途不宁，若能得托庇同行，实在感激不尽。”胡理瞧了他几眼，大约看他不像匪人，这才道：“咱们是房山县来的，便是要往京师去。你与我们同行虽则不可，但跟在我等身后料想无妨。”桓震连连称谢，又举杯劝饮，自己却喝得甚少。酒过三巡，已经被他探得，这囚犯竟然便是房山县的前任县令，名字叫做杨柏，字达峰。

这杨达峰获罪逮问的缘由，说来甚是可气：原来天启年间朝中大权皆为魏忠贤把持，大臣欲要立足朝廷，必须善加巴结。然而中华语言，究竟只有那么些谄媚之辞，你也用，我也用，用得多了，渐渐就变成陈词滥调，既不足以颂德歌功，更难入魏忠贤的法眼。俗话道工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人大出奇着，今年六月，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朝廷，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贤的生祠，以表其功，登时被魏阉青眼有加，惹得人人羡慕不已。杭州生祠之立，天下大震，许多人追悔莫及，继而奋起直追。不过短短数月之间，供奉魏忠贤的生祠，如雨后春笋，遍及神州大地。一时之间，天底下最气派、最漂亮的新建筑大约都是生祠。

海内闻风而动，房山县自然不能逃过此劫，顺天府行下文来，要各县自行筹银，在当地择地兴建生祠。哪知这杨柏却是个硬骨头，死活不肯，只报文说民生艰难，无处募钱。顺天府大怒，一道行文进京，魏党看了，自然要严加惩治，好巴结自己主子，立时拟了回批，令就地削职，押解进京审问。杨柏为官清廉，家中没甚积蓄，不能打点，当时便给勒逼上路。结发妻子放心不下，家中也无活路，只得带了未满三岁的儿子，在后追来，方才在桥上哭喊，便是因为差役加以驱赶。

桓震听了，不由得心下暗自愤怒，却不敢表露出来，只笑道：“那也是他自取其辱罢了。天下人人皆此，他又何必独反其道而行？”胡理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平时蒙杨大人多加恩待，原是不该议论他的不是。但如今这世道，只有巴结上官，才能升官发财，像杨大人这般脾性的，又怎么能在其中立足？”杨柏大约在墙角听到了几人交谈，昂起头来，大声道：“头可杀，血可流，而身不可辱！”胡理摇头叹息，取了一壶酒过去，递在杨妻手中，又回桌坐下，道：“咱们都知道杨大人这一进京，绝无幸理，本来不愿让夫人跟从，只是屡次驱赶未果，又不能棍棒相加，只得听之任之了。”桓震看那杨夫人时，但见她一手抱了孩儿，一手拿着酒壶，将浊酒倒在丈夫口中，眼角泪水如珍珠断线般滚滚而下。杨柏闭目不看妻子，只是大口喝酒。那孩子在她怀中只是熟睡，于自己父母心中的悲怆，一似不知。

他看见此情此境，心中不平已至于极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一拍桌子，叫道：“难道天下之大，竟没有公理了么！”胡理大惊失色，连忙掩住他嘴，奔出门去左右张望一番，这才惊魂方定地重行坐下，责备道：“你这年轻小子，好不晓事！这是何等言语，也敢乱说么？”当时魏忠贤党羽暗探，遍布天下，据说京中一人，只说得一句“魏忠贤再利害，也不能将我剥皮拆骨”，不料给魏忠贤的暗探听了去，便真的被剥皮拆骨了。桓震自知出言犯了忌讳，当下不再开口。那胡理经这一吓，酒意全无，也不再与桓震交谈。

这一夜，桓傅二人所居客房的隔壁便是杨氏夫妇。两人似都不曾入眠，彻夜之间，但听杨夫人不断哭泣，杨柏低声安慰，有时说话却是声高音大，慷慨激昂的，连睡觉的孩儿也都吵醒了两三回，哇哇啼哭。桓震一直侧耳听着隔壁动静，却也并不曾睡过分毫。

上一页 目录 下一章